中国“遗嘱”

“遗憾的是，萨缪尔森先生此次中国之行并未成行，但是他带给大家一封亲笔信，并由佩德罗·雷诺教授代为宣读。”

2008年12月6日上午10点，因为身体原因，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没能亲自出席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首届全球管理论坛，一年后，人们发现当初的遗憾已不可弥补——2009年12月13日，从大洋彼岸传来萨缪尔森病逝于马萨诸塞州家中的消息。

这封名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建言”的信件，是一代经济学巨匠萨缪尔森留给中国的最后“遗嘱”。

当时，包括成思危、李荣融、吴敬琏等在内的台下就坐政经要人，以及《环球财经》杂志记者，见证了这一由国际管理学会前会长雷诺宣读来信的历史时刻。

作为主张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的凯恩斯学派领军人物， 1915年出生的萨缪尔森，目睹过“一战”后美国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柯立芝繁荣”，也见识过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20世纪全球所经历最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以及“二战”后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复苏的全过程。

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经历了“黄金十年”和紧接着的“滞涨时代”，乃至2007年由“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而与其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前苏联；于1989年解体，并采取“休克疗法”走上了全盘市场化道路，一度陷于混乱。

在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让中国走上了一条对企业放权让利，同时政府又适度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相比于俄罗斯，最近30年中，曾经同处一个战壕中的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走一条既有别于完全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新道路。为此，萨缪尔森在其逝世前2个月，还在《全球化能否得到救赎》一文中，谈及中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这位自称走“中间道路”经济学家的来信和见识，亦对今天站在改革关键点上的中国有着太多现实启示。

中间道路

“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1998年10月，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为其将要在中国出版的《中间道路经济学》中译本序言中写到，这也道出了萨缪尔森一生经济学研究道路和思想演进轨迹。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城一个犹太人家庭的萨缪尔森，起初并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相反，他20岁在当时美国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其后进了哈佛大学，亲睹他50岁的导师阿尔文·汉森向“凯恩斯引进者”转变的过程，此后，萨缪尔森倒戈投向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阵营。

萨缪尔森于1941年完成《经济分析基础》博士论文，并因他一贯高傲态度在哈佛大学遭受冷遇，转而到了当时经济学专业名气并不大的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哈佛大学无疑为此而后悔。1947年，32岁的萨缪尔森获得了美国首枚专为年轻经济学家所设置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70年，因其“对提升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奥特·埃克斯教授说，哈佛失去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

“二战” 后萨缪尔森发现，当时哈佛学生用的经济学教材里既不涉及“二战”，也很少谈及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经常是一副目光呆滞的样子。”当萨缪尔森这样说时，他的系领导便请他写一本新教科书。“我的网球搁置了”， 萨缪尔森调侃道，但调侃过后，1950年《经济学》完成，第一版总共销售了12万册，及至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逐步风靡全球，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1000万册，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但是，萨缪尔森很快便受到了分别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商界的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对书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感到不满，工商界则担心书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亲政府的姿态。

“事实上，你右脸被打时的疼痛，会随着左脸再被打一下而减轻。”萨缪尔森这样回应。

这样的哲学机锋，已经为后来他所倡导的“中间道路”埋下注脚。

高尚心灵

“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序言中说。

对于改革开放30年后崛起的中国，再也没有一次事件可以像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那么深。随着美国“次贷”泡沫破裂，中国再一次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在萨缪尔森的“中国遗嘱”中，他建言道，中国应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左或者右）选择。

对于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效率和公平之间权衡。

“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关于萨缪尔森所说的效率和公平把握“度”的问题，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后果上有着充分的说明。“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经过大量调查后写就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里评价道。

萨缪尔森认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看到。他在“中国遗嘱”中给自己的评价则是：“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萨缪尔森逝世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邹恒甫评论称，萨缪尔森极力倡导“福利社会主义”，并自称自己为“Disadvantage Dog（劣势狗）”，主张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因为弱势群体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和漠视。笔者以为，这样的主张，正是萨缪尔森正直品性下高尚心灵的最直接体现。

对中国的“遗嘱”走适度中间路线

□ 保罗·萨缪尔森

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不断加速发展，这是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此前，几乎没有人对此有所预见。而现在，则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到2050年，十几亿中国人将会创造全球最高的年度总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

在人类历史上，未来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惟有市场体系才可能实现和维持过去百年来所取得的这种全球性的实际增长。这一真理不仅适用于欧洲和北美，也适用于亚洲和拉美地区。所有事实证明，官僚式产业组织一旦规避市场和贸易，就一定会走向失败。

而在中国，一种崭新的现象出现了，中国拥有自由的市场和贸易。正因如此，我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

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适度中间路线”经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

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他的目标。

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层和人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每个地区和社会都必须为自己设计出中间路线所需的折中方案。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通过遵循民主多数原则的集体讨论，有望减少极端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原文刊于2009年1月期《中欧商业评论》）

（编辑：全球电池网）